飲茶之風盛于唐代。

　　傳世的一幅唐代名畫《唐後從行圖》（張黃作）中﹐在雍容華貴的武則天被前呼後擁的出行場面裡﹐畫家“安排”了一個手捧茶托的侍女跟從在後。在宮廷裡帝后的走動已離不開茶﹐需要有專人司掌茶具﹐飲茶在當時已成習俗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　　武則天（624年一705年）﹐名曌﹐唐高宗李治皇后﹐天授元年（690年）代唐稱帝﹐國號周﹐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

　　武則天是否雅好飲茶﹐正史無有記載。但據明代屠隆《考槃余事》說﹐武則天博學有著述之才﹐但是對茶卻生性討厭﹐曾低毀說﹕“釋滯消壅﹐一日之利暫佳﹔瘠氣侵精﹐終身之害斯大。獲益則收功茶力﹐貽患則不為茶災﹐豈非福近易知﹐禍遠難見。”從茶在短時間內對調理人體有益和長期飲茶可能導致耗損體質出發﹐來比喻福易見而禍難見﹐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飲的層次﹐而成為像武則天這樣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鑒戒。

　　在此須說明的一點是﹐北宋趙令畤《侯鯖錄》也記有類似的言論﹐“作者”卻是唐右補闕綦毋□﹐而非武則天﹐說他也是博學有著述之才﹐因不喜歡飲茶而曾著有《伐茶飲序》﹐說“釋滯消壅﹐一日之利暫佳﹔瘠氣耗精﹐終身之累斯大。獲益則歸功茶力﹐貽患則不咎茶災。豈非為福近易知﹐為禍遠難見歟。”

　　兩段記載意思完全相同﹐文字小有差異﹐似《侯鯖錄》所載較為確切。但從歷史記載來看﹐武則天確實重視著述﹐自己著有《垂拱集》､《金輪集》﹐並召學士撰有《玄覽》､《古今內范’》､《青宮紀要》､《樂書要錄》等十多種著述。而且﹐所謂“福近易知﹐禍遠難見”﹐更附合素多智計､明于朝綱､通曉文史､卓有主見的武則天的“口吻”。

　　關於飲茶的利和弊﹐唐以後有多人論及﹐如蘇東坡的《茶說》雲﹕“除煩去膩﹐世故不可無茶﹐然暗中損人不少﹐空心飲茶入鹽直入腎經耳﹐且冷脾胃﹐乃引賊入室也。惟飲食後﹐濃茶漱口﹐既去煩膩﹐而脾不知﹐且若能堅齒､消蠹。”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箋》中也有同樣的論說﹕“人固不可一日無茶﹐然或有忌而不飲﹐每食已﹐輒以濃茶漱口﹐煩膩頓去﹐而脾胃自清。”明代顧元慶在《茶譜》中引《夢余錄》的一段話對蘇東坡的“損人不少”一說反駮道﹕“東坡以茶性寒﹐放牛生不飲﹐惟飲後濃茶滌齒而已。然大中三年（849年）﹐東都（今洛陽）一僧一百三十歲﹐（唐）宣宗問服何藥﹖雲﹕性唯好茶。……以坡言之﹐必損壽﹐反得長年﹐則又何也﹖”從現代科學而言﹐飲茶利多弊少是毫無疑問的。

　　武則天在論飲茶的利弊時﹐顯而易見認為弊大於利﹐這是她的局限之處﹐但從飲茶利弊之論引申到對禍福隱顯的理解﹐這卻是她的過人之處﹐讓人領略到一個政治家的思辨。

(2002.5.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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